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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建团百年·100个团史故事37】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由来

发布者:团委办公室 [发表时间]:2022-04-27 [来源]: [浏览次数]: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由来

进行抗日宣传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图片来源于中国青年网)

本期朗读者:董文强,青海大学第四十五届广播台台长

1935年,已经通过发动九一八事变吞并了中国东北三省的日本侵略军,又通过制造一系列的侵略事件,迫使国民党当局先后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同时还大力收买汉奸,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从而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这时,中华民族已经陷入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素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青年学生们再也不能安心读书了,他们发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呐喊。

12月9日,北平的青年学生在党、团组织的领导、发动下,冒着刺骨寒风,冲破军警的重重阻挠,聚集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门前,向国民党北平当局请愿,掀起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吹响了全民抗战的号角。北平学生掀起的“一二·九”运动,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抗日爱国运动。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几乎全国各大中小城市的学生都行动起来了,他们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声援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的发展,很快超出了学生运动的范围。工人阶级迅速行动起来,文化界、妇女界、民族资产阶级、社会名流、学者等都发出通电和宣言,支持学生运动,要求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由北平学生点燃的抗日救国烈火,已成燎原之势,抗日救亡运动很快扩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对于风起云涌的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北平当局企图通过利诱收买、欺骗劝说、提前放假和组织“晋京聆训”等手段,分化瓦解平津地区的学生运动,扑灭这场抗日救亡的烈火。

在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面临错综复杂局势的时候,中国共青团于1935年12月20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辗转传到国内。《宣言》号召青年学生“把抗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唤起他们救国的觉悟,推动他们建立救国的组织,进一步建立各地各界救亡大会,实行全民抗日救国大联合,和实行全国各界同胞武装抗日的共同战斗!”

中共中央北方局也给北平党组织发出指示,“坚决地反对提前放假,反对绑架式的强迫离校,反对摧残华北教育、解散华北学校,积极地扩大平津学生群众运动。”并要求“立即经过平津学联,组成代表团,到津浦线之沧州一带,北宁线之唐山、迁安、遵化,平汉线之保定、大名、石家庄,与察哈尔之沽源、张北等地,进行广泛的工农群众工作,发动与开展各地工农士兵群众的反日反蒋斗争”。

1935年底,平津学联响应党和团组织的号召,组织了有500人左右参加的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宣传团分四个团,第一团由北京大学等东城地区大中学校学生组成,由北大担任团长;第二团由东北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法商学院等西城地区大中学校学生组成,以法商学院担任团长;第三团由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西郊和北城地区大中学校的学生组成,由清华大学担任团长;第四团由天津北洋工学院、河北法商学院等校学生组成,由北洋工学院担任团长。南下扩大宣传团设总指挥部,由董毓华担任总指挥,姜文彬(江明)、宋黎任副总指挥。他们三人与彭涛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党团由彭涛担任党团书记。

宣传团成立后,宣传团总指挥部制定了行动计划、工作方式,规定了各分团出发时间、集合地点和行动路线。第一、二团由北平出发,经南苑、黄村到固安;第三团由平西沿平汉路南下,经卢沟桥、良乡、琉璃河,再东折固安;第四团由天津北上,经北仓、杨村、安次、永清,向固安集中。全团在固安会合后,再分头至保定集中。

1936年1月3日至4日,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的成员三三两两地来到城外的集合地点,然后以散兵线的行军方式,避开军警的拦阻,在平津地区最寒冷的日子里,走向河北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开始走上深入民间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宣传团在所到之处,召开群众集会,宣传抗日救亡道理、演唱救亡歌曲,贴标语、发传单,帮助乡镇学校组织抗日救亡团体。1月7日、8日,四个团分别到达第一个集中地固安。在固安,宣传团召开了全团大会,重新制定了行动计划,决定以团为单位分头行动。由于第四团人数少,指挥部决定将其并入第一团。会议决定第一团去雄县、高阳,第二团去新城、容县,第三团经涿州沿平汉线南下,并约定10天后,全团在保定会师。

平津学生的扩大宣传活动震动了北平国民党当局,他们先下令沿途各县随时镇压、限制和破坏,后又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对宣传团前堵后截,强迫他们返回北平。

1月15日早晨,第二团在新城县辛立庄被强行送上汽车,押回北平;第三团在高碑店因被围困无法南下也于1月15日乘火车返回了北平;只有第一团及二团的部分学生于21日到达保定,但也还是在22日被军警锁入火车的铁皮货车,武装押回北平。

斗争的实践教育了学生,大家深感团结起来的必要,要求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战斗团体,把抗日救亡运动坚持下去。因此,第三团一回到北平,立即于1月16日在燕京大学开会,正式成立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决定凡是参加过高碑店宣传活动的宣传队员,就是该团的成员。

这个消息在21日传到尚在保定的第一、二团后,他们通宵开会讨论宣传团回去后怎么办。大家也一致认为要组织起来,继续宣传抗日救亡。经过讨论他们也决定成立组织,并把组织名称定为“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各宣传团都返回北平后,三个团联合开会,决定采用一、二团所取的名称,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民族解放先锋队合并,定名为“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或民先)。经中共北平市委研究决定,由俞启威担任民先队党团书记,并于1936年2月1日在北平石驸马大街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召开了北平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大会。会议决定南下扩大宣传,团员凡自愿加入民先队者皆为第一批队员。会上讨论通过了民先队《斗争纲领》《工作纲要》《组织系统》《规约》等文件,并发表了《成立宣言》。会上还产生了北平民先队的领导机关——总队部:总队长敖白枫(高锦明),秘书刘文卓(刘导生),组织部长肖颂敏,宣传部长王仁忱。这时队员约有300人左右,下设26个分队,全北平设4个区队部。开始时民先队只在平津两地发展,但到了1936年暑期以后,随着各地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经平津地区民先队员的联络和工作,民先队迅速在全国各地乃至国外发展起来。到1936年底,民先队不仅在上海、武汉、广州、太原、西安、济南、苏州、杭州、徐州、长沙、成都、南昌、开封、洛阳、保定、青岛、香港等地有了组织,而且在国外的巴黎、里昂、东京、南洋等地也建立了组织,民先队员的总人数达到了6000多人,到全面抗战爆发时,队员猛增到2万人,成为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和骨干力量。在民先队在全国发展的过程中,1936年7月28日北平民先队总队部改为北平地方队部,但仍起民先队总队部作用,经改选李昌任总队长。1936年12月,中共北方局根据当时抗日救亡形势的要求,贯彻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方针,决定把北平民先队改造成为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国性的青年群众组织,由北方局直接领导。北平民先队在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民先队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937年2月6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出席会议代表24人,代表国内18个城市的民先队组织和6000余名队员。这次会议决定,将民族解放先锋队建成一个全国性的青年组织,在原来的名称前面,冠以“中华”二字,正式将组织名称定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全国民先”)。会议选举了全国民先队的领导机关,会议选举李昌、李哲人、刘导生等7人为全国民先队总队部的负责人,李昌任总队长,李哲人任组织部长,张震寰任宣传部长,刘导生任秘书长。这时中共北方局已经由天津秘密移到北平,全国民先总队部在北方局直接领导下工作。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民先总队部撤离北平,先后到太原、临汾、西安,于1938年5月撤至武汉。同年8月,国民党中央下令解散民先队等三个爱国青年团体,但民先队依旧积极开展工作,但不久就根据党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不再发展组织了。

1941年4月4日,中共中央城委发出《关于敌后大城市群众工作指示》指出,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为密切党与国民党统治区群众的联系,考虑到民先队已经不能广泛地组织群众,而且易遭国民党当局的破坏,影响党的组织,决定取消民先队。至此,民先队停止了工作。

这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抗日民主为目标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在一二九运动时期和抗战初期,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助手和团结各界青年群众的纽带,在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发展和掀起全民族抗战的高潮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民先队的建立为中共领导抗日战争初期的青年运动,以及在抗日战争形势下充分发挥党领导下的青年群众组织的作用,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朗读者风采

 

(转自:八一青春方阵  编辑:杨雨心  审查人:郭晓彤  初审:陈雅婧  审核:刘 哲  终审:孟庆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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